回想将我带回了二十年前。大约是2003年新年期间，回乡省亲（那时的我还在北京从事媒体作业），路过长沙，在报社长辈的引领下，咱们于念楼钟寓访问钟老，那是我与钟先生第一次碰头。形象十分深入的是，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硕大的绿色台球桌，除此之外，四壁满是书。古稀之年的先生思想灵敏，睿智善谈。先生坦言，自己不喜运动，也不爱游览，读写之余，与夫人一同打台球，也算是劳逸结合。那次访问的具体的细节内容已记不太清了，但其间有一句话，至今回想犹新，“修改不但要会编稿，还要学会自己写文章”，先生如是勉励后辈的我。

　　回京之后，连续向先生约过几回谈论稿件。那时先生不必电脑（现在也不必），一切稿件都是手写，由夫人朱纯用“一指禅”敲出电子稿，然后再由夫人用邮件发给约稿人。先生与夫人便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彼此扶持，琴瑟和鸣。

　　2007年的一天，忽然接到先生的亲笔函件，得知朱纯教师因病仙逝。自此之后，先生再也没有打过台球。他全身心肠投入作业，每天埋首于文字之间，多年的辛劳，终成硕果，《周作人散文全集》《走向世界丛书续编》《钟叔河文集》等图书的出书都是明证。

　　承蒙先生厚爱，每有新著出书，笔者都会收到先生于千里之外寄来的亲笔题签赠书，说来惭愧，多年来，受惠颇多，无以为报，所赠样书，也没好好拜读，真实白费先生好心。

　　十年后的2017年，笔者离别寓居二十载的富贵京城，回到家园长沙，入职出书社，从事修改作业。是年暑假，举家南迁，孩子入学，新岗入职，好一顿忙乱，待到稍作安排，才给先生去电话，奉告回乡音讯，电话那端传来鼓舞和嘉勉之词。但为习惯新环境，整天忙于各种琐碎，苦于俗务缠身，分身不暇，回乡一年之久，都没能登门访问先生。

　　2018年9月的一天，北京友人杨小洲偕同付帅来长沙与先生参议特装定制图书事宜，由此与两位同仁一同去访问了先生。正是这次访问，促成了本书的出书。访问即将结束时，出于提拔后辈之善意，先生自动提出自己与夫人联合编著的《曩昔的大学》版权到期，问我是否乐意接手出书，令我惊喜莫名。

　　先生明言，之所以把书稿交给我，其一，该书初版于1982的湖南教育出书社（正是自己现在供职单位），四十年后，回归本家，入情入理；其二，这是先生与夫人联合署名编著的仅有一部著作，作为湖南人，这部著作理应交给家园的出书组织出书，从某一种含义上说，也算是落叶归根。

　　关于这部书稿，先生没有过多的经济考量，更多的是对书中文字的喜欢以及对亡妻的思念。为此，他在扉页上题写了“留念朱纯去世十六周年”的字样，以表达对夫人的思念。

　　交给纸质书稿之后，先生吩咐王平教师发来电子书稿，又联络西安的出书同仁戴君先生协同处理书中部分插图的版权问题，并抽暇撰写了第四版序文。闻名书籍装帧规划家肖睿子自动请缨，担纲封面和版式规划，从头规划了现代感十足的封面，内文排版也愈加疏朗，高雅大方。一切都在有序推进。很快，书号也下来了，但CIP数据一直没有音讯，咱们堕入绵长的等待中，这一等便是五年。直到2023年新年前夕，CIP数据总算落定。

　　这是一部名人谈教育的图书，其间的作者包含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罗家伦、钱穆、冯友兰、林语堂等，他们经过个人的亲自感触和实践调查，逼真生动地再现了其时名牌学府的办学路途和特有面貌。本书的出书，为了解和研讨我国高教史供给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对咱们考虑和推进今日的高级教育改革也有参阅和学习含义。

　　曩昔的大学，是蔡元培、蒋梦麟、胡恰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是陈裕光当校长的金陵大学……曩昔的大学，不是现代人在做总结，作谈论，而是其时的校长、其时的教师、其时的学生亲自阅历的回想，是蔡元培讲他办大学，潘光旦讲他考大学，林语堂讲他读大学，钱穆讲他从教小学到教大学的阅历……

　　四十年来，该书出过三个版别：1982年在湖南初版，2005年在湖北再版，2011年在北京三版。本书以第三版为蓝本，沿袭原有编制，选文篇幅略有微调。第三版原书选文40篇，新版在最终一个部分增加了一篇罗家伦先生的《蔡元培年代的北京大学》，总计41篇，仍分为三个部分，其间“曩昔的校长”15篇，“曩昔的教授”12篇，“曩昔的学生”14篇。此外，新版增加多幅高清版宝贵相片，特选用上色安稳的专色印制，较之旧版，新版相片不只数量大增，质量也大为提高，愈加明晰亮丽。

　　回望本书的出书进程，途中弯曲，其间冷暖，难以言表。是钟老的信赖和支撑以及他对逝去夫人的殷切思念之情鼓舞我排除万难、竭尽全力，没有钟老五年来的鼓舞和鞭笞，就没有本书的问世。即便在疫情期间，自己身体抱恙的情况下，他仍为推进本书出书竭尽全力，多方斡旋，并坚持亲核纸样。先生的精力令我等后辈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