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大紫”和“红得发紫”都是比方人生显赫如日中天，那么为什么不必其他色彩来描述，而非要用赤色和紫色呢？这跟中国古代对色彩的界说以及官服准则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把色彩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种，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5种纯粹的色彩，间色是指绀（红青色）、红（浅赤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5种正色混合而成的色彩。正色和间色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东西，一点点不得混用，比方孔子曾说“红紫不认为亵服”，不能用赤色或许紫色的布做家居时的便服。

　　作为间色的紫色本来是卑微之色，《释名释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可是，春秋榜首霸主齐桓公偏偏喜爱紫色。

　　据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至于其时5匹生绢也买不到一匹紫色布。

　　齐桓公看到此现状非常忧虑，所以管仲劝他不要再穿紫衣，“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但是，齐桓公始创的这个传统却撒播了下来，南北朝时期创立了五等官服准则：朱、紫、绯（深赤色）、绿、青。以唐代为例，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四品着深绯色，五品着浅绯色，六品着深绿色，七品着浅绿色，八品着深青色，九品着浅青色。

　　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一个叫傅游艺的官员拿手拍马屁，一年之间自青而绿而朱而紫，时人号为“四时官吏”。而白居易的闻名诗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被贬官后的诗人只要穿“青衫”的资历。

　　“朱”是正色，“红”是间色，但跟着时刻的推移，人们用“红”替代了“朱”，由“大红”而“大紫”，比方官位升官，“红得发紫”也是相同意思。